当前位置：首页 > 正文

职业教育治理：现实困境与应然追求

发布时间:2017-09-20 03:52:08

浏览量:

分享到:

职业教育治理在我国勃兴缘起于职业教育“双重失灵”困局、公众参与公共事务管理与决策程度提升以及信息化社会的发展。职业教育治理追求多元主体共治，达成价值共识、鼓励民主参与、形成问责机制、制定法律规范、建立反馈机制。然而，我国职业教育治理实践现实上面临着某些困境，悖于治理应然追求之现象时有发生。本研究着重探讨我国职业教育治理所处之困境，分析其成因，并明确其应然追求。

一、职业教育治理面临的现实困境

职业教育治理实践面临的主要困境在于，一些所谓的治理变革依然发生在原有的体制和管理框架之下，形成某些职业教育治理假象，或是将所有管理技术的变化都纳入治理框架之下，言必称“治理”。

1、政府“单向度”推进治理变革

政府放权、分权，推进职业教育治理，无疑是方向正确，然而，政府选择单向度“强行推进”或者“急速推进”却事实上违背了治理理念；甚至一些成功经验在政府单向度的推进或推广过程发生了异化，违背了治理的本意，还强化了政府集权，导致方向性背离。

2、市场主体过度强调市场原则与经济规则

职业教育治理需要市场主体的参与，然而，受我国市场经济水平和社会文化传统影响，企业主动承担社会责任回馈社会的理念并不深厚，功利性目的更甚，缺乏对职业教育及其对产业作用的价值认同，过分强调了市场原则与经济规则，无视教育活动的公共属性、忽视个体终身发展的需求、忽视职业教育对整个产业持续发展的价值和意义。政府没能出台更多的利好的激励政策、合理的监管政策不到位、对企业参与职业教育缺乏有效甄别，某些职业院校受就业指挥棒的影响降低对合作企业的筛选标准也强化了问题。

3、职业院校内部治理主体错位

职业院校是职业教育治理的重要主体，但受政府强力控制，绝大多数职业院校内部管理仍是政府单中心管理模式的投射，书记校长等行政管理高层代表政府行使最为广泛的管理权力，作为最重要的利益相关者的教师、学生（及其家长）被视作管理对象，行政权力独大、教师失声、学生与家长缺位在职业院校比比皆是。教师常常被局限于“教学”，参与学校治理的权力被书记校长为代表的行政权力剥夺或者瓜分，而学生及其家长则被定位在服从教育安排的人，几乎没有机会参与学校治理。一些管理者在“治理”的旗号之下行传统管理之实，甚至强化科层管理。

4、双重赋权的行业协会的第三部门立场不坚定

中国市场经济是在计划经济基础上逐渐转型的，中国的行业协会是企业与政府双重赋权的结合，具有双重赋权的特征，一些行业协会由离任或者在职政府官员担任重要职务或名誉职务，或由“寡头”企业牵头，这些行业协会往往难以站稳第三部门立场，成为政府或者企业的代言人。

二、职业教育治理困境致因分析

考察当前职业教育治理实践,治理理论发展不够深入以及当前教育体制单一或是造成当下职业教育治理困境的根本原因。

1、治理理论背景被误读，职业教育治理研究未及内里

在职业教育治理过程中，中西方政治文化差异不能被准确识别或者误读，职业教育治理被简单地解读为一种被政府选中推进的可以破解职业教育管理中存在问题的对策。事实上，治理只是职业教育发展中政府、市场道路之外的第三条道路。在我国，政府治理研究要早于教育治理研究，高等教育、大学治理研究要早于职业教育治理研究。始发于职业教育系统内部的治理研究较少，以演绎高等教育、大学治理研究成果与经验为主，缺乏对职业教育治理个性问题的研究；内发于职业教育系统内部的治理研究较少，前期以追随高等教育研究为主，后期则以响应国家教育治理现代化政策推广落实研究为主。

2、职业教育体制单一，参与主体尚未形成共同的价值追求

职业教育体制单一，职业教育多元主体既得利益固化，未来利益诉求各不相同，尚未形成共同的价值追求。职业教育的利益相关者在对职业教育有一定投入的基础上，从中获得一定利益并产生一定影响，然而，受经济政治自身规律以及现实环境影响，各参与主体在权力分配、利益诉求上存在差异，对其应担负的社会责任认知也不尽相同，产生利益冲突。职业教育对不同主体参与职业教育治理的吸引力不尽相同，多元主体尚未形成共同的价值追求。

三、职业教育治理的应然追求

在达成价值共识、理念认同基础上，多元主体实现方向正确的协同善治是职业教育治理的应然追求。职业教育由传统管理走向治理必然带来既有权力、既得利益、职责功能的调整，也意味着职业教育治理各利益相关方、治理主体必须在制度、行动层面对现状有所突破。

1、政府主导职业教育治理顶层设计，打破利益藩篱推动制度革新

治理理论并不否定政府在公共事务治理中的主导地位和重要作用，甚至要将“国家请回‘中心’的位置，因为在治理失败时，国家是惟一能对结局负责并承担后果的行动者”，但是政府不再享有独占的统治权威。所以，政府需要破除传统政治文化中官本位、全能政府的惯性，做好职业教育治理顶层设计，主动打破利益藩篱推动制度革新。政府应着力于服务型政府建设，要将权力充分授予给职业院校、市场、行业协会、第三方教育评价机构等非政府组织乃至个人，通过合作、协商、伙伴关系,确定职业教育发展的政策和目标，建立动态发展的执行纠错与问责机制。政府的自我突破会释放积极的引导信号，增强职业教育吸引力。

2、职业院校获得适宜的办学自主权，完善治理结构，提升治理能力

职业院校首先要从政府获得应有的办学自主权，但办学自主权应是适宜的、有限的，不能破除一个政府单向管理，诞生另一个单向一元管理中心。要保障职业学校获得政府放权从而扩大办学自主权，以及职业院校行政高层放权给教师、学生，学校自主制定章程以及章程能够不走样地被执行是关键。职业院校参与职业教育治理的更大的转变应是完善内部治理结构。职业院校内行政管理高层需要充分地向包括教师、学生及其家长、校企合作单位、以及其它参与者在内的学校利益相关方进行放权、授权，优化内部组织架构，建立制度保障体系。在当前教师、学生等主体权力被剥夺或者弱化的情况下，首先是获得应有权力，下一步还应是提升民主治理能力。

3、市场有所为有所不为，兼顾公共利益与市场之利

市场参与职业教育的程度与方式某种程度上决定了职业教育之所以称为“职业教育”。市场资本不参与办职业教育，职业教育体制多样化就始终在路上；市场需求不被职业教育办学者认可，职业教育产教融合之路也始终在路上。然而，目前的现实是，市场主体并不是没有参与职业教育，只是极少是主动、深度、多样地参与，因此，市场参与职业教育治理必须要有所作为。当然，市场也要有所不为，不仅仅用市场标准和经济准则衡量教育投入和产出。政府出台利好政策或补偿举措会更好地促进、保障并落实市场的参与度。

4、第三方坚定自身立场，提供智力支持与质量评价

职业教育治理离不开行业协会、第三方教育评价机构、独立的教育研究者等第三方。但对于第三方工作，不能求全责备，过度要求一个能够囊括职业教育办学方方面面的评价体系和评价结论，必然是将“第三方”推入到政府的怀抱之中，因为除了政府，很少有组织能够独立建立类似的庞大全面的体系。

5、公共信息平台透明化，让思想与行动被周知共晓

职业教育治理核心是权力多中心化，要求主体多元化、结构网络化、过程互动化和方式协调化。多中心权力需要被监督、制约，多元主体利益诉求与冲突需要被表达与公开，网络化治理结构需要互通与协调，因此，透明的、常态的公共信息平台成为必需。建设一个责任如此重大的信息平台并非易事，各主体可先行建立内部信息平台，条件成熟之后，各平台借助现代信息技术再行对接。

6、研究者辩证开展适用性研究，反思并构建科学的治理研究框架

教育研究者发挥科学研究优势，做好治理理论在中国职业教育治理中的适用性研究；开展中国职业教育治理个性问题研究。职业教育治理研究要形成自己的话语系统。

在职业教育治理的进程之中，困难、危机不是绝路，但职业教育治理想走得更远、走得更好，必须应对困境、消除其害，必须夯实职业教育治理民主、法治、公民社会的基础，必须依靠职业教育各利益相关方建立共同价值追求、各尽其职、协商善治。

甘肃轨道交通运输学校轨道交通运输学校轨道高铁学校兰州高铁学校兰州铁路高铁学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