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天上午的记者会上,全国政协副主席、科技部部长万钢面对的第一个问题就是“屠呦呦”。
“屠呦呦获得诺贝尔生理学或医学奖”写进政府工作报告,成了科技界的热门话题,也引起了两会代表委员的热议。
“毕竟是零的突破。”
“建议国家今后实行诺贝尔奖战略,通过一些合规合理的策略,让更多顶尖人才摘得诺奖。”
“我国基础科学研究到了迸发的时候……”
而在科技界别小组讨论会上,全国政协委员、中科院高能物理所研究员张新民,不合时宜地泼了一盆“冷水”,他讲了一个“与诺贝尔奖擦肩而过的故事”。
故事发生在张新民所在的中科院高能物理所,该所所长王贻芳带领的实验团队,因测得新中微子振荡模式,在2015年获得基础物理学突破奖,此奖堪称科学界奖金最多的“第一巨奖” 。
然而,就是这样一个备受瞩目的科学成果,却曾在本世纪初,因 “找不到经费”而搁浅,以至于差点“流产”。
张新民清晰地记得,中微子振荡试验所需的科研经费至少1.5亿元。当时王贻芳拿出自己的“百人计划”人才基金,加上高能所特批的几十万元,也只有百万元,相比上亿元,只是九牛一毛。
“为什么不向科技部、基金委申请?”有委员打断张新民的讲述,不解地问道。
问题恰恰出在这里。根据我国当时的经费支持政策,国家自然科学基金委员会的项目一般最多为2000万元;科技部的“973”项目,一般上限为4000万元。3亿元以上的项目可以去国家发改委申请大科学装置项目。这意味着,4000万~3亿之间的项目,没有部门可以受理。
王贻芳的项目正好处于“真空”地带。于是,这位科学家带着实验团队,开始去做一件他们本不擅长的事情——“找经费”,最终由科技部在内的6家单位共同出资1.57亿元。他们自我调侃这一过程是“费了大劲才请来6个‘婆婆’”。
而且这一“请”,花了3年时间。
在这3年里,原本在一条起跑线上的国际同行,跑到了前面。后来,中微子这一领域不断产生诺奖,2002年颁给了日本的小柴昌俊,2015年颁给了日本科学家梶田隆章和加拿大科学家阿瑟·麦克唐纳。
“后来不断有人为王贻芳他们‘惋惜’——如果那3年时间没耽误的话,结果会怎么样呢?”张新民自问。
“白白错过(一次可能获诺奖的机会)了!” 他语气激动起来。
会场起了涟漪。
“还是对基础科学研究不够重视!”全国政协委员、中国科技大学常务副校长潘建伟说道。有委员接过话说:“中国错过的,又岂止这一个。”
今年春节期间,美国人发现引力波的消息,漂洋过海传到中国,引发科普热的同时,再次刺痛科技界的神经——为什么中国科学家错过了引力波?
在天文学家眼中,引力波这个重大研究命题,将会诞生若干个诺贝尔奖。
“我们一开始并非没有,却最终错过了!”全国人大代表、国家自然科学基金委主任杨卫说。
在小组讨论会上,他列举了一组数字:上世纪80年代,美国上马LIGO项目研究引力波,前后总共投入了100亿元,几乎同一时间,我国也开始支持与引力波相关的研究项目,迄今共支持了近50个项目,加起来总共投入2000多万元。
“重视与否,从经费支持的力度可见一斑。”杨卫说。直到3年前,LIGO项目还没有产生任何重大意义的成果,这意味着,美国人几十年间投入上百亿,如同打了水漂。而在3年后的2016年,美国人震惊了全世界。
杨卫说,反观我们,相关项目一直断断续续,有的半死不活,有的石沉大海,“都说十年磨一剑,我们对待基础研究,真的有这份耐心吗?”
3月5日,国务院总理李克强在作政府工作报告时提到,到2020年,力争在基础研究、应用研究和战略前沿领域取得重大突破。
潘建伟看着这句话,反复念了三遍:“对基础研究有这样的期待,不仅是一个大国应有的目标,更有大国‘等得起’的胸怀。”
了解科技史的人知道,牛顿引力提出后几百年,才被真正用到计算人造卫星的轨道;电动力学刚建立似乎没什么用,等到赫兹发现无线电波后一百年,互联网才为我们做出重要贡献。“基础研究的成果未来一定会回报给这个世界,只是需要时间。”他说。
更为重要的是,要通过科技体制机制改革,培育出一个有利于基础研究的科研环境。引力波传遍大街小巷,王贻芳专门写了一篇题为《LIGO发现引力波对科技体制改革的启示》的文章,其中提到,当年让他“多花费了3年时间”的老问题,至今依然没有解决。
最新披露的中国西藏阿里“原初引力波”探测项目,给出的预算是1.5亿元,如今依然面临拿不到经费的尴尬状况。
这个项目的主要倡导者与负责人,正是张新民。
来参会之前,他通过媒体吐过几次槽,“努力了一年,还没有找到对口的部门”。
今年两会上,张新民以全国政协委员的身份再次呼吁,破除基础研究的体制机制性障碍,“引力波,我们错过一次就够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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